作者｜宁镜诚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胜利的天平逐渐向我方倾斜，但一件件麻烦事儿却接踵而至。

老话说得好：“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解放区日益扩大的同时，如何妥善处理原国民党政权机构的军政人员，成为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及时作出重要指示：

“对国民党反动组织要取坚决而慎重的态度，对旧制度和旧职员的改革和改造则切忌性急，更要取慎重态度。”

简而言之，“慎之又慎”终归是没错的。

对此，毛主席曾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在注重吸收有益经验的前提下，及时纠正一些地方在工作中的偏差。

毛主席指出：“原来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我们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后来，周总理在关于经济形势和新中国经济关系的报告中更加准确地分析道：需要包下来的旧人员，“文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

这九百万旧人员的安置问题，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而要想妥善地解决此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视眼前的困难。

对于旧政权公务人员的安置，困难有三。

其一，要想安置数目庞大的旧人员，地方的财政无疑会吃紧。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经济尚在逐步恢复阶段，所以安置旧人员的巨额经费就很让人头疼；

其二，原国民党政权机构过于臃肿，新中国在精简部分机构后，如何在确保其正常运转的前提下，保证岗位的合理分配，这中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

其三，旧中国的军政人员背景很复杂，很多人的思想并没有扭转过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因为思想的对立，会直接导致矛盾的滋生。

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对旧人员的安置问题逐渐被放到桌面上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的1.8万旧部军官在每人拿到三个月的薪水之后，被遣散回绥远。

可即便如此，这些人并不买账，一时间怨声载道，牢骚满肚。

不止北平，南京和上海因为独特的战略和经济地位，所以新中国在安置两地的旧人员时，也遇到不少麻烦。

南京因为过去是国民党“首都”的缘故，所以官僚机构遍布城内，行政人员多如牛毛。彼时，南京市总人口约为100万，但临近解放时，失业人口竟然接近三分之一。

相比之下，上海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上海虽然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但解放时不少企业纷纷停产，大量失业人员走街串巷，一片萧条景象。

两地相继解放后，单是南京就留下5.6余名旧公教人员，上海则“计接管财政、卫生、工务、公用、教育、地政、民政、公安、社会等9个局，另一民食调配处和文献委员会。市府本部计接管统计、人事、秘书、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10个处，共计旧人员职工4.9余人。”

面对这10万余旧人员，中央作出决定：“一场大革命除必须破坏的以外，应尽量多保存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样做，政治上主动，经济上也便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很显然，此番决定是极其明智的。

因为在我们还尚未适应对大城市的管理时，保留一些旧人员对我们开展新工作大有裨益。这就好比公司新来一名职员，都需要老员工“带一带”，这样上手就会更快一些。

于是，在安置南京市旧工作人员的过程中，我党决定初步留用旧工作人员41036人；资遣回籍6074户，连家属为11831人；送学习3176人；转业5862人。

鉴于不少旧职员怕工资降低、怕发薪不快和怕失业的忧虑，我们则是一边拼命恢复生产，另外一边分三次发给员工生活费。

以南京为例，当时旧职员“每人一律准借支人民币二千元（笔者按：旧币，下同）。”

后来，南京市民政局还专门设立了处理回籍人员办事处，对于这些人，我们不但“按照军管会已公布的工薪办法，每人发给五六月份薪金”，为了省去日后的麻烦，还发给他们通行证和介绍信，并派人沿途护送。

这样的待遇，可谓良心。

可即便如此，在上海和南京等地解放后，因为裁掉了近2.7万旧人员，仍是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毛主席听闻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负责同志，并强调说，一定要“包下来、管饭吃”。

为此，他还不乏幽默地解释道：“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

1949年11月19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对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提到：“中央明确规定，所有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

毛主席在对这一指示批注时写道：“请转发所属注意。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可以说，在安置旧人员的过程中，毛主席不仅是相关政策的提出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将旧人员包下来后，分别进行教育改造和不同程度上的录用，更体现出毛主席的胸怀和智慧。

他曾在对绥远起义人员的安排时坦言：“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

也就是说，只有帮助他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一切为了人民的立场，才能从根儿上消除旧人员思想上的余毒，使其真正融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思想上逐渐矫正过来之后，对于那些因为精简失业的人员，毛主席还主张开设培训班，让他们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同时定期发放生活费，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开销。

当然，所谓“包下来”，“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而是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众人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后来面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公开挑衅，质疑我国不能妥善处理如此庞大数目的旧人员，毛主席再次强调道：“对于旧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不是反动有据，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

当然，对于那些在专业领域上颇有建树的旧人员，只要肯转变思想和立场，我们同样是鼓励这群人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的。

毛泽东曾在修改的《中央军委关于对国民党军官处理方针的指示》强调道：

“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学识，可在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我靠拢者；确有专门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所必须者，如炮兵、工兵、战车、航空、海军、医务、电讯等人才，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加以政治训练，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

毛主席想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在思想可以转变的基础上，尽量发挥其所长，为新中国的建设增加筹码。

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要数傅作义。

毛主席早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时就曾问他喜欢什么工作，傅作义透露出想“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的想法。

毛主席听罢，问道：“您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

果不其然，1949年9月21日，傅作义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大约一个月后，他就被任命为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后来傅作义在这一岗位一干就是22年，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单单是傅作义，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和秘书长翁文灏都是不谙政治的书生，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岗位都表现优异，但因为对我党不够了解，所以解放前两人纷纷逃往国外。

陈毅元帅听说此事后，专门写信给两人，希望他们能够回到祖国，陈毅在信中写道：“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

最终，经过各方努力，孙、翁二人历经波折后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过上述方面的努力，新中国对原国民党旧人员的处理得以圆满完成。以上述我们提到过的南京为例：

南京市旧政权公务人员“大部分继续留用，共有3.76万余人，成为人民政权的干部”，占人员总数的67%；其余18500多人，或退休，或资助回原籍，或由民政部门救济收养等等，都做到了妥善安置。

可以说，这一问题不管放在哪个国家头上，都是一道难题，但共产党人秉持着负责到底的态度，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以“包下来、管饭吃”的方针为指导，最终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正如毛主席说得那样：“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而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赢得了民心，安抚了旧人员，还稳定了当时不安的局势，为新中国后来顺利开展各项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文章末尾，笔者想起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一段讲话：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谨以此文，献给毛主席。愿这盛世，如您所愿！

一一END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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